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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藏书一览

来源:收藏快报 文/肖伊绯  发布日期:2020-04-02 11:29

胡适题记中提到的松筠阁,也是中国旧书业的“百年老店”。松筠阁创办于清代光绪年间,店主刘际唐去世后,松筠阁交其长子刘殿文经营。最初以经营线装古籍图书为主,后因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古籍生意惨淡,精明的刘殿文另辟蹊径,将松筠阁转为以专营杂志为主的店铺。——编者按

胡适(1891—1962)的藏书,由于历史原因,分置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后世研究者与普通读者都难以一窥全貌。不过,随着三年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台湾胡适纪念馆联合编纂的《胡适藏书目录》出版面市,煌煌四巨册、300万字的载录规模,使胡适的藏书概貌,终于得以两岸“合璧”,终可为世人较为充分的了解了。

但《胡适藏书目录》所载录的,大部分只是以文字描述的书籍基本特征,如出版年代、出版社名称、册数、开本、馆藏编号等,并无直观形象的书籍图象一一对应展示。这对于有专业藏书癖好,希望深入研究胡适藏书者来说,无疑是有些许遗憾的。2016年9月19日至23日,由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大图书馆联合举办的“胡适与北大”文献展,将胡适遗留在中国大陆的部分藏书精选展出,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胡适藏书目录》有文无图的遗憾,为部分藏书爱好者及专业读者提供了观瞻这些珍贵藏书的难得机缘。 
  古本小说与水经注,曾是胡适的研究重点,也是其藏书的精品所在。此次展览,就以这两部分胡适藏书为重点,加以集中展示。可以看到,除了胡适随身携带至台湾珍藏的“脂批甲戌本”之外,《胡适藏书目录》中列置的“红学”版本悉数登场,“程甲本”与“东观阁本”两大《红楼梦》早期刻本现身展场,大有艳压群书之势。 
  众所周知,“程甲本”是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和高鹗将《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以木活字排印出来,书名定为《红楼梦》,通称“程甲本”。这是《红楼梦》小说文本脱离抄本体系,独立成为刻本流传之始,“程甲本”就是目前通行的所有《红楼梦》出版物的“祖本”。而“东观阁本”是“程甲本”的早期翻刻本之一,也是流传最早的带批注的翻刻本,在《红楼梦》版本史和传播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胡适当年珍藏的这两部《红楼梦》早期刻本,与其珍藏的那一部“脂批甲戌本”一道,为其开创“新红学”奠定了文献基础,其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都非同凡响。 
  其中,“程甲本”的前护页上有胡适题记,称“《红楼梦》的版本之学可算是我提倡出来的。我先得程乙本,始知尚有程甲本,程甲本很难得,马幼渔先生藏有此本,今年他慨然赠送给我,我欢喜极了,故托北京松筠阁重加装镶,并记于此。”遥想1929年5月24日凌晨4时,胡适伏案在“程甲本”上写下了上述题记,他当年的欣悦之情,可想而知。时年38岁的胡适,彻夜未眠,通霄读“红”的那份激动,敢于自称首倡“红学”的那份自信,都在这一页题记中表露无遗。 
  胡适题记中提到的松筠阁,也是中国旧书业的“百年老店”。松筠阁创办于清代光绪年间,店主刘际唐去世后,松筠阁交其长子刘殿文经营。最初以经营线装古籍图书为主,后因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古籍生意惨淡,精明的刘殿文另辟蹊径,将松筠阁转为以专营杂志为主的店铺。而胡适将“程甲本”交付松筠阁“重加装镶”之时,应当还在其转型专营杂志之前,又为这一段中国旧书业历史做了旁证。 
  在古本小说收藏与研究中,胡适还曾关注过《水浒传》。此次展览,亦有其所藏古本《水浒传》入展。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出的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版本稀见,与通行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七十回本不同,传世极为稀少。日本学者大内田三郎在其《水浒版本考》一文中,认为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属于该书初期版本;鲁迅也曾称其“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中国小说史略》);当时此书海内外公私藏均无全本。特别有意思的是,此次展出的胡适所藏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首册有胡适题记,还透露了他购藏此书的经历,宛如一段“捡漏”小史,亦是一段书林掌故,颇可一读。题记原文曰:十,一,三,我在琉璃厂肄雅堂看书,忽见此书,惊喜过望;店家不知宝贵,几不取值,或者他还笑我傻哩! 胡适。百十五回本水浒传 廿册。 
  显然,胡适的专业眼光让他在专营古籍的北京旧书店中如鱼得水,“捡漏”的机遇大增。以致于偶遇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这样的“大珍”,竟因“店家不知宝贵,几不取值”,而得以捡得“大漏”。题记中提到的肄雅堂,与前边提到的松筠阁,同是“百年老店”。该店与松筠阁等,于1950年代归并入中国书店,继续从事古籍购销、整理出版与装裱修复工作。胡适的这些藏书题记,都可为这些北京旧书业的“百年老店”做最为直接的见证。 
  再来看胡适所藏《水经注》版本。抗战伊始,胡适到美国任职,繁忙工作之余,因与国内学者王重民(1903—1975)的通信研讨,对关涉《水经注》的诸多“学案”生发浓厚兴趣,遂一发不可收拾,自1940年代始,开启了其十余年的《水经注》专题研究生涯。此次展出的胡适所藏大量《水经注》版本,即是他这段学术生涯的直观见证。 
  明崇祯二年(1629)古香斋刻本《水经注》,是胡适所藏《水经注》版本遗留在北京的藏书中年代最早者,书前有题记称其“在美国英国遍借不得”云云。清康熙年间项氏群玉书堂刻本《水经》,是沈兼士赠送给胡适的,起因是胡适先到沈家看书,发现了此书“几个奇特之点”,友人即慨然相赠,亦是书林嘉话。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小山堂刻本《水经注释》,是胡适为所藏《水经注》版本做题记字数最多的一种。题记中称“这部沈大成校本,过录在乾隆五十一年初刻的赵一清水经注释之上,可说是双璧。赵氏书初本已很难得了;沈大成用季沧韦何义门两本校勘,又钞录戴震早年校本,加上沈氏自己后的校记,都可供考证资料。”胡适对这部书的版本之重视与研究之细致,足见一斑。 
  还有一部“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颇为特别,为《胡适藏书目录》未收录者。该钞本封面有胡适的钢笔题记。 
  此次展览中,胡适在藏书封面上用钢笔题记的并不多见,这也体现着所谓“新派学人”藏书以实用为上,并不忌讳所谓藏书“品相”的观念罢。另一方面,这部“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竟未录入《胡适藏书目录》中,属录外品,这也让观者颇感意外。揣摩起来,或是编目时该钞本尚未入胡适藏书专库,后来清查别库时方才发现。这种情况应当并非偶然,乃历史遗留问题,应尽快全力彻查。事实上,胡适遗留在中国大陆的藏书曾分藏三处,即北大图书馆、中国社科院与国家图书馆,这从对整理胡适藏书客观上本就有一定局限性。 
  清光绪十四年无锡薛氏刻本《水经注》,封面有胡适的朱笔题记“所谓全氏七校水经注初刻校改本”,这部版本胡适认为错讹很多,从学术价值而言并不高,但这一藏本的特别之处乃是因其还曾递藏于胡适次子胡思杜(1921—1957)之手。该书牌记页有胡思杜题记:“民国卅八年六月廿七日胡思杜过录一遍。”这说明,胡思杜曾于1949年6月27日,阅读并抄录过该书。而此时,胡适早已飞赴美国,而胡思杜坚持留在中国大陆,父子两人就此天涯两隔,至死未再相聚。可想而知,当时身在美国,之后转赴台湾的胡适,根本不可能知晓,他的儿子正在阅读并抄录他的藏书。或许,这本《水经注》上的父子二人题记,就是他们最后的笔墨神交罢。 
  展览中还有一册熊十力原著、蔡元培转赠胡适的《尊闻录》。《尊闻录》是熊十力的语录体著述,是书收录其九十九段谈话和三十通函札,约五万言,于1930年10月自费印行150册,分赠蔡元培、梁漱溟、林宰平等。展览中的这一册《尊闻闻》,封面上有蔡元培亲笔题词,曰:“熊十力先生属转赠胡适之先生,十九年十月卅日,蔡元培。”书中还夹有一通蔡元培写给胡适的信札。

文章原标题:胡适藏书亲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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