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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的传奇总集—《六十种曲》

来源:收藏快报 文/达森  发布日期:2019-08-16 21:59

曲学大师吴梅就曾为之感慨说,“六十种曲,以汲古初印者为佳,其后修板覆印往往上下叶倒误,几不可读矣。余藏本亦修板后印。”——编者按

四百年前,江苏常熟人毛晋(1599—1659),开始按页以黄金作价收购宋版书。家族祖辈留给他的千亩良田,变作了他书斋里的一页页故纸古卷,以及他自己整理刻印的各式书籍。在他死后不到300年,不用说宋版书更加难求、几乎杳绝尘寰,即使是他自己当年校印的图书也已成为善本。他的书斋名号“汲古阁”成为金字招牌,“汲古阁”印行的各类图书成为读书人的新宠。“汲古阁订”《六十种曲》就是这新宠中的一员,在20世纪上半叶已属凤毛麟角;能将整套书齐备收藏者,少之又少。

《六十种曲》是中国戏曲史上最早的传奇总集,也是规模最大的戏曲总集。《六十种曲》汇编于明代崇祯年间,分6帙,在3年内陆续出齐。初印本没有总名称,而是在每帙第一种的扉页上题 “绣刻演剧十本”,每一种又题“绣刻某某记定本”,所以也有人称这部书为《绣刻演剧十本》,或《绣刻演剧》。到清代康熙年间重印时,6套同时出齐,才有了《六十种曲》这一总标题式的书名称谓。书中收集《琵琶记》等传奇剧本59种,杂剧《西厢记》1种,共60种。这套书之所以口碑甚佳,刊行后300年间备受推崇的根本原因,在于选收剧目基本体现了明代以来的戏曲创作最高成就,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明代戏曲总集。

据考证,明代戏曲创作异常繁盛,仅就传奇而言,有目可查者就多到950种(此据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六十种曲》编者披沙拣金,兼顾种种因素,选辑其中最为流行的六十种成集,为读者精中选精、精益求精,将宋元明三代剧作精华尽收眼底。从选收的剧目看,“荆、刘、拜、杀”和《琵琶记》是宋元南戏的传世名篇,对传奇剧本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明人的作品则选收了包括《牡丹亭》在内的汤显祖全部作品,还有《浣纱记》《绣襦记》《鸣凤记》《玉簪记》等,都堪称明代传奇剧本中的精品。《六十种曲》所辑选剧目,大都是当时广泛传唱的场上之作,几乎每部剧本都有精彩的折子戏成为昆剧保留剧目,至今传演不衰。 

正因为如此,研究戏曲、欣赏戏曲的国人,无论专家学者还是资深票友,无论文史爱好者还是普通读者,都以案头橱中备一套《六十种曲》为荣为乐。但时至20世纪上半叶,寻求完整的一套明末清初初刻初印《六十种曲》的难度,与当年毛晋按页以黄金作价搜求宋版书的难度相当,成了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奢侈与梦想。

曲学大师吴梅就曾为之感慨说,“六十种曲,以汲古初印者为佳,其后修板覆印往往上下叶倒误,几不可读矣。余藏本亦修板后印。”当时吴氏“奢摩他室曲丛”藏书已颇具规模,其书斋“百嘉室”也以拥有一百种明代嘉靖刊本的藏书规模而名扬海内;即便如此,吴氏对《六十种曲》初印本也只得望书兴叹,也只是收藏了清康熙、道光年间的重刻重印本而已。他的弟子、后来也成为著名曲学家、学者的卢前,对此也深有同感,也曾提到,“少时治曲,求毛刻六十种,遍访诸坊肆不可踪迹。后于役蜀中移砚河南,合所购者始成完帙,而漫漶乖逆,不能卒读。”本来藏书颇具规模,曾广搜明清各类曲学文献的卢氏,辗转南京、四川、河南等地,多年之后所购齐的《六十种曲》也不过是重刻重印本,仍然是“不能卒读”的普通版本。 

《六十种曲》这种声名远播,却难得一窥全貌的情况,除了吴梅、卢前等曲学研究者感同身受之外,也同样引起包括郑振铎、叶恭绰、马隅卿、徐森玉等藏书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共同探讨、发起、呼吁和直接参与后来开明书店重新排印《六十种曲》的文化盛举。 

1935年5月,开明书店编译所正式公布刊一则“排印六十种曲缘起”的告示。文中末段声称:“我们为弥补这个缺憾起见,特地把六十种曲排印出来。我们并不用各种传奇的其他本子来校勘,要这样做,原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访求了许多部的六十种曲,拿来互相核对,把脱漏处补足,把错误处订正,遇到疑惑难决的时候,就通信请教藏有零种初印本的收藏家。除此以外,我们又加了一番断句的工夫。于是这部大汇刻换上了一副新装,以页数计,却比较木刻本少了一半;研究传奇的人就有了完善而且简便的本子。这足只是微薄的劳力,但我们相信化去这一点劳力决不是无意义的。” 

可以看到,一部旨在复原“汲古阁订”《六十种曲》原貌,且方便研究者简便阅读的“新善本”,在开明书店的倾力打造、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全力支持下,行将诞生。这样一来,一部当时拿金条银圆也购置不齐的明代原版《六十种曲》,仅就其剧本内容而言,只需在开明书店的排印本中,就基本可以概览全貌,一睹真容了。 

吴梅为此题写了《六十种曲》的总书名及每册戏曲名目,并为之题词盛赞。郑振铎的题词则更难掩激动喜悦之情,他盛赞此书为开明书店的“扛鼎之作”,并罗列了此书编辑操作环节上的精英谱,有“叶圣陶、胡墨林、王伯祥、徐调孚”等,对这些出版界同道同仁的鼎力合作致以由衷敬意。最后,他断言“今后元明戏曲史之研究者,当以此书为必备之籍”。著名收藏家、学者叶恭绰也欣然题词,曰“开明斯举有功于斯道,此书之印行,至深欣跃”。 

这些来自社会各界,或藏书家或曲学家,或词学家或出版家们的盛赞与感怀,在当年开明书店一册《六十种曲》的预约样本中一一呈现。 

一部古籍的流转变迁,在历史与文化的显微镜下,格外清晰地展现着国运兴衰与文化变迁。《六十种曲》这部300年间从盛名远播到难睹全貌的珍贵古籍,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冲击之后,本已趋于湮没。但清初的戏曲繁盛,又给这样的古籍以苟延残喘的历史机遇,重刻重印的水平虽然差讹很多,但毕竟也从客观上起到了部分保存与延续书籍内容的作用。到了20世纪上半叶,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让学者们重新关注戏曲艺术的文化研究之价值,戏曲史、戏曲版本学及曲学本身的研究需求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势下,就不难理解如开明书店这样的现代出版机构倾力重印《六十种曲》的文化诉求所在。在经历三百年各式各样的冲击与机遇之后,《六十种曲》就这样在20世纪上半叶破茧化蝶、重获新生。 

也正是在当年重要参与者郑振铎等人的提议与推动之下,集合全国古籍收藏资源与古籍整理人才资源之力,经过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1982年中华书局的再次修订重印,《六十种曲》早已走出高阁深橱,为广大戏曲研究者与爱好者所熟知。一部古籍的前世今生就这样翩然转换,《六十种曲》从异常珍罕的秘本化身为天下公器,成为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一块常青园地。

文章原标题:《六十种曲》的古本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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