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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王玺印文字试解

来源:冯广宏  发布日期:2013-09-11 14:58





两座王陵的发现

1980年3月,四川省新都县马家公社发现一座战国时期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因位于城西北5公里的马家铺,故又称马家大墓。大墓平面呈“甲”字形,木椁朝向正西。墓道长8.82米,墓坑长10.45米,宽9.2米,面积约150平方米,坑壁基本垂直,规模甚为宏大。木椁全用名贵的楠木构筑,长8.30米,宽6.67米。椁室中央为棺室,周围有头箱、足箱、边箱等共8个,分为九格。棺室内置楠木独木棺一具;棺底有“腰坑”,四壁与底用木枋构筑,上用木枋作盖。木椁及“腰坑”四周和底部,填以白膏泥封固。虽然此墓早遭盗掘,椁室内仅存一些小件器物,但棺底“腰坑”幸未被盗墓贼发现,腰坑中器物保存得仍然比较完好,计出土青铜器共20多类118件;铜礼器中有5件一组的列鼎,5件一组的壶有两种形式,编钟也是5件一组;许多兵器5件成组,可能因蜀地有“尚五”习俗之故。还有缶一对、盖豆一对。从椁室内残存的盖弓帽和管形车器来看,原来还随葬了一批车马器。研究者认为,器物中的釜、甑、鍪、盘是晚期古蜀墓葬中常见的组合,大批戈、剑、矛、钺和斧、斤、削、凿等也是巴蜀墓中的典型器物,其中鍪、釜、甑的出现早于中原,是巴蜀人的独有。陶器中有陶豆及圜底罐、圜底釜等,几乎是晚期巴蜀墓必出之物。仅存一件漆耳杯,上有巴蜀文字,也是巴蜀的特有文物。出土器物以类别而言,用具有敦、鉴、盘、匜、勺、鍪、釜、甑等;食器有鼎、敦、壶、豆、釜、甑等;兵器有戈、矛、钺、短剑等;工具有削、凿、锯、雕刀等。不少器物都光洁如新,有些铜器如短剑、锯、雕刀等物,上面所附加的木板和绑扎的绳索也都保存完好。其中有一铜鼎,盖内有“邵之食鼎”4字铭文,字体是春秋战国时楚地流行风格。王家祐与笔者曾经撰文论证此器为蜀制,“邵”为蜀王之名,并非楚国贵族昭氏,因铭文不会勒氏,只会勒名。成都博物馆判定墓葬年代属战国中期偏早,正是开明王朝经新都再迁成都的时期;而从规模、形制、文物数量、器物规格来分析,这座墓葬决非一般贵族墓,而是一座典型的蜀王陵。

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两件铜印,其中一件方形铜印宽3.5厘米,高1.4厘米,背微拱,中有鋬钮,有四饕餮图案组成的纹饰。这种印章过去少见,应该就是墓主蜀王的玺印(图一)。

从1999年起至2008年,四川考古人士配合三峡抢救性考古工作,对省内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文化遗址进行过三次发掘清理。1999年第一次清理墓葬6座;2003年再次发掘,清理墓葬33座;2007年又清理墓葬26座。其中时代约为战国早期的33号大墓,最为引人注目。其墓坑宽7.3米,长9米以上;虽曾遭遇盗掘,但墓坑东部仍出土铜器130余件,其中礼器有鼎、缶、簠、甗、敦、罍、壶、豆(带盖)、鉴、匜等,其基本组合与中原文化相似,而罕见于蜀域;兵器以戈为多(21件),另有钺、剑、矛、刀、箭镞等;用具有釜、鍪、尖底盒、勺、镂空器座等;工具有凿、削、斤、手锯、雕刀等;饰物亦有10余件;但没有发现乐器。许多出土器物与新都马家大墓非常相近。30多件陶器中有7件为彩绘。陶器中有尖底盏、花边口圜底罐、钵、网坠等。根据此墓规格和出土器物情况,其并非一般贵族墓葬,应该是开明王朝时期的巴地王侯陵墓。

宣汉罗家坝遗址前后出土巴蜀铜印6件。在第二次发掘中,12号墓出土的蝴蝶形印章,蝶翅和蝶身都刻画精美,是国内唯一的特殊印章形式,但印文锈蚀不能辨认。10号墓墓主为女性,出土圆形青铜印章,印文为汉字“王”与火焰形和蝌蚪形符号所组成,当是巴賨贵族。21号墓墓主应是武士,出土一件较薄的青铜印章,印文不可辨认。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在王侯一级的33号墓坑中,墓主骨架腰部发现一件青铜圆印,直径约8厘米,印文经处理后相当清晰,因做工精细,被誉为最完整的巴王印章(图二)。

新都蜀王玺印解读

新都马家大墓出土的方形玺印,上面刻有巴蜀特有的图像文字(图一)。印文可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由三个文字所组成。中心是张开的铠甲图像,顶上有头盔,甲衣由25块铠甲片联缀而成,是为一字。铠甲图像的左右两边,各有一牙璋图像,右侧图像略有蚀坏,这是相同的两个字。过去多将这种牙璋图像解释成“铎”。虽然图像的外表有突起的乳丁,与铎相似,但中间应有铃舌,执柄才能摇响;而且其放置方式,应该是大口朝下,方能稳定。但该图形象是大口朝上,与铎不合。印文下半部分也由三个文字组成,主体是两个光头人呈携手状,成为一字;而携手之处的“三星玉版”,又是一字。下面的空处,刻有一带盖的罍,也是一个文字。

印文中的铠甲图像,显然意在强调武力保卫,故可读“武”。这个字应是开明王朝标志性徽记,象形气息甚浓。对比一下大墓中出土的5件成组器物上,多刻有一种徽记文字,类似古汉字“”形;整体上看,好像宫廷洞门前面的栅栏,又像是具有左右两根立柱的牌坊,与后面宫门互相套叠。笔者发现,这个徽记应该是印文铠甲图像的符号化,实为一字。其下角有一小方块,中有斜线。笔者曾撰文论证过,这一合文应即“开明”二字。在唐宋有不少集录古文奇字的书籍,如唐崔希裕《纂古》一书,曾收录“古文”一字,字形就是“”,宋人转录时定为“明”字;笔者疑此字本是“开明”合文里的“开”字,唐人熟知,在宋人转录时漏掉“开”的部分,却把“明”字的隶定结果保留下来了。宋代郭忠恕《汗简》曾经征引古文七十一家,其中古文“日”字,是方块形中间一根折线,或许就是那个“明”字的省文。

印文中牙璋图像,清代吴大澂《古玉图考》中根据《周礼•春官•大宗伯•典瑞》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之说,定为一种调动军队的信物,后来转化为祭祀礼器。《三代吉金文存》编号“6•20享父乙簋”与“2•40作父癸鼎”铭文里均有类似的图像文字。今人郑魁英《话说牙璋》(《收藏》2005第11期)认为,考古界称这种器物为“刀形端刃器”,推测由原始社会晚期的耒耜演变而来,体形狭长,柄部为长方形,刃部一般宽于柄部,有齿牙,或有栏,一般有穿孔;刃部有内凹圆弧形、内凹“V”字形和戈形带叉形等。正确持法应是柄部朝下,刃部朝上,是祭祀农耕的礼器。三星堆1号坑出土30余件,2号坑出土20余件;大陆境外出土者,有香港大屿山东湾1件,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1件,越南4件。香港南丫岛大湾牙璋的形制比偃师二里头到郑州二里岗的牙璋都要晚,与广汉三星堆的玉(石)牙璋(图三)比较接近。最近,在越南富寿省的冯原文化遗址发掘出与三星堆一样的牙璋。不过,也有学者根据良渚文化兽骨加工的合符,发现上面有刃有齿,认为就是牙璋的原型,故不排除牙璋是一种信物的推测。马家陵墓玺印上的牙璋图像,与铠甲挨在一起,因此无法回避军事上合符取信之义,可将这两个牙璋文皆读为“信”,表示开明王朝玺印的功能,是取信于民。

印文下半二人交握图像,笔者以为是望、丛二帝政权和平交接的象征。《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皆言荆人鳖灵至蜀时,正值古蜀国洪涝灾害十分严重的阶段。鳖灵将水患制平,使蜀民安居乐业,获得了民众的爱戴。末代望帝随即将王位禅让给鳖灵,后者遂建开明王朝,自称丛帝。现今郫县还有望丛祠,内有二帝陵园,证明这种特殊的改朝换代形式,是以和谐稳定为主。由于政权是和平过渡,应当对这种和谐的大局广为宣传,所以开明时期的印章文字上,经常出现两个汉字“王”并列现象——这在中原各国“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思维里,是决不允许的。印章文字中还有两个蝌蚪图像并列的字,应是两个“王”字并列的简化版,笔者已考证其为“仁”字,即推己及人之义。马家王印上的二人交握,就是这个“仁”字的图像化,也是对望丛二帝政权和平移交的肯定。

印文中心“三星玉版”图像,按照古代星野学说,蜀地所对应的是二十八宿中的井宿(西方称为双子座),八星聚集如井,又名东井。其中比较明显的三颗星,大致呈宝盖形,可能就是对三星玉版的描绘。这一“三星”图像文字,显然有古代帝王常说的“奉天承运”之意,似可读为“御”,表示玺印是君王所用。20世纪80年代成都沙河附近征集到一件方形铜印(图四),印文相当特殊:全文10字,分为左右两半,两边文字基本相同,但位置相互颠倒;似乎是按左上到右下的对角线方向,彼此对称。印文由三星玉版、“心手文”、光人头和居于中心的人体(或尸体) 5种组成。马家大印上的“三星玉版”,是望、丛二帝友好联合的结果,此印左上方即有此文,首先把政治大义揭出。左下接着就是兵器上常见的手臂形文和蝌蚪形文,具有后来所说的“尽忠报国”的意思。三星玉版的右边是一横置的光头,似指前代望帝;光头下面的人体轮廓线,相对的是类似篆文“大”字的人体形,居于印文的中心部分,或指传说中浮江而上的鳖灵,即开明丛帝。这一玺印,可作马家王印文义的补充。

马家大印下面罍的图像,是蜀人祭祀时常用的礼器,可读为“礼”。这种罍形文,在其他地区印章里也能见到。如1981年蒲江县东北公社一大队六队战国墓出土一件方形铜印,上有5个礼器图像的文字,从右至左为圆璧、方璧、圭、铎、罍,都是礼器,推想是印主佩戴在身上的辟邪物。1992年什邡市城西丝绸厂战国船棺墓所出方形铜印,印文为巴蜀文字,印背上却刻有“十方□王”4个汉字。其印文下半部分,左为罍的图像 ,右为牙璋图像,中间被一S形弧线隔开,与马家王印的表现如出一辙。

总之,马家王印包含的信息极其丰富,可以定为开明蜀王的玺印。印文中有开明徽记与政权象征,并有开明王朝大力提倡的主题语言“武、信、仁、礼”,其中囊括了政治信念、社会伦理、生活行为、人生哲理诸多方面的内涵。

宣汉巴王玺印解读

宣汉罗家坝33号大墓出土的圆形铜印,现在尚无专门的研究报告公布,故仅能就个人认识谈一些看法。此印为阳刻印文,上有13个巴蜀图像文字(图二)。中心部分自上而下直行5个字,顶上是一个“三星”图像,与马家王印三星玉版异曲同工,应是代表蜀地星野对应的井宿,有“奉天承运”之义。其下为一月牙形图像,但中间有尖。笔者根据其他蜀印上与此相同的文字,常有与“王”字组合的现象,得知此文有子孙昌盛之意。其下又有银锭形图像文字,是表示社会稳定的意思。再下面是四个圆点包围着的门形图像,四点包围相当于中原邦国名称被方框包围一样,应是对国家徽记的尊重。这一门形图像文字,在马家大墓出土的成组器物上,皆有同样的徽记,应是开明王朝标志。只不过宣汉大印上笔划更加整齐,上下皆有横划,横划中间实际上是铠甲图像,与马家王印略有不同的只是铠甲的两袖呈下垂状而已。如果将此字看做平顶房屋,则两侧的立柱呈悬空状,这在建筑上是不可行的。此文下面是一个十芒太阳图像,显然代表光明,故可读“明”,那么这一铠甲形文字就可以读“开”了。这一直行印文5字,可读为御、孙、定、开明。

中心一行的两边,最明显的是左右各有一长兵器戈戟插在墩座上的图像,表示武力保卫,故均可读“武”。今人或将这一图像视为树木,这一推测须视铠甲图像为房屋方合;若房屋被否定,则与铠甲相配者就应是戈戟了。在这一戈戟图像的上下,各有一个相同的文字,左边戈戟上下各有一个“十”字。这个字是蜀域中小的邦国名称,今什邡市城关镇就出土有“十方王印”,邦国旧称为“方”,那里的小邦国即名为“十方”。现在宣汉此印证明“十方”的范围比较宽广,一直到川东北皆有此称。印文右边戈戟上下皆有一蝌蚪形文,此文成都沙河方印上已有(参见图四)。笔者曾按《山海经》中半鱼半蛇的“鱼妇”形象,推测此文与古蜀王鱼凫有关,则此文应属族徽,或指鱼族,故知此印印主既是十方王族,又是鱼族后裔。由于久已臣服开明王朝,故“开明”徽记大而居中,印主徽记则小而不显眼,以示谦卑。中心行的两边,共有6个文字,两个表“武”,4个表族。

在印文的左侧,还有一个“丁”字形符号,似为一种短兵器,暂读为“干”;右侧有两个蝌蚪形连体符号,在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的长方形印章中,即有此字存在。由于又出土两件同样规格的汉字印章,与此字对应者为“仁”,故大印印文亦当为“仁”。这左右两侧的小字“干”和“仁”,标志着一武一文,应该是印主所持有的行为理念。

推测自称十方王族的印主,应为开明蜀王直系,在巴地坐镇,此印即其玺印。拿它与新都蜀王玺印对比,在地域性政治表现上明显存在一定变化:新都印文上有礼器璋罍及两人牵手图像,呈现一种和谐景象;而此印文字的主体内容虽与之相同,但所强调的是干戈和稳定,可见巴地宣汉与开明王朝中心的新都,相互关系趋向严峻。

简单的结语

在巴蜀政治核心地带发现的这两座王陵,首先补充了文献记载之不足,对于《蜀王本纪》所谓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是一种澄清。开明王朝是既有文字,也有礼乐的时代。马家蜀王印显然是早期产物,虽在开明五至九世墓中出土,但不排除玺印刻于开明初世,成为王室的传家宝。上面的文字以图像式为主,以后才逐渐过渡到符号化。从墓中成组器物上的刻符可见,那时图像文字正在向符号文字迈进。马家大墓出土系列礼器,还有编钟,已是王朝礼乐盛行的证明。这种礼乐文明的发展,必然有过去的基础。这就是说,开明以前的杜宇王朝其实已有礼乐制度,并非从开明王朝才开始兴起。

其次,印章的功能与社会变革有关。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货物交换和贸易往来,在经济行为方面需要一种作为凭证的信物,那就是玺印。《周礼•地官•司市》称“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掌节》又言“货贿用玺节”。按《周礼》规定,货物流通,必须持有玺节作为出关入市的证明;官府征收赋税时,也要利用玺印作为凭证。同时,王侯官吏行使职权时也须有玺印,代表权威。由此,研究者将印章功能归纳成三方面:一是诚信作用,二是标志作用,三是祝警作用。古玺印有纽有孔,可以穿绶系在腰间,随身佩带,显示身份,则是标志作用。有些印文带有吉祥幸福的内容,佩戴可起祈祥压邪的作用,相当于护身符。有些印文属于一种励志箴言,随时看到它,可起警示作用。巴蜀王侯玺印的具体功能,亦不过如此。新都、宣汉两件玺印,一方面属于巴蜀王侯随身佩戴之物,表示开明王族身份;一方面显示执政理念,既有武力后盾,又有礼信伦理,作为治世的基本准则;一方面还重视仁道,提倡和谐,作为哲理上的指导方针。战国时期中原百家争鸣,道儒墨法各家学说四面开花,可能会影响到巴蜀地域。印文中显示的一些思想,如禅让就是儒家鼓吹的王道理想,仁道和谐社会也是儒家不断的追求。

再次,玺印说明开明王朝统辖区内,仍有一些小的邦国存在,如“十方”就是一例。什邡市船棺墓出土的“十方□王”玺印,初步证明“什邡”这一古老地名,实际上源于上古的“十方”邦国;而宣汉王印又表明,其属地也在十方国境,这一邦国,实已由沱江石亭江流域,延伸至嘉陵江巴河流域。古老的鱼凫族,国破以后,分散到巴蜀各地,宣汉亦有一支。通过玺印文字的研究,可以弥补若干缺失的史料。

最后,玺印文字的释读,是一项比较重要的研究工作。李学勤先生说过,无论文字学说有多少种界定,刻在玺印上的总有文字功能,总是文字。因此巴蜀文字的释读,不妨从玺印文字的释读着手。尤其是巴蜀王侯大印信息丰富,更须作为主攻方向。笔者的抛砖引玉,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进行深入研究,发现真理,纠正谬误。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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